日前，江蘇大巴車司機殷紅彬因扶起一位被撞傷的老太太后卻被指認為“肇事者”的事情被熱炒，幸好大巴上安裝的錄像設備完整地記錄了殷紅彬做好事的過程，他才得以“洗冤”。采訪中記者了解到，很多私家車主受到這件事的啟發，紛紛開始在自己的私家車上安裝一種名為行車記錄儀的設備，這種設備可以以影像和聲音的形式記錄行車過程中發生的一切。一些車主表示，安裝了這個設備，不僅可以避免做好事后被冤枉的事情再次發生，還可以在發生交通事故時，用作責任劃分的證據。

    “黑匣子”成熱銷產品

    日前，記者在哈爾濱市南崗區宣化街附近的一些汽車用品商店內看到，商家們都在出售一種名為行車記錄儀的車載設備，價格幾百到上千不等。一名店主向記者介紹，行車記錄儀又被稱為汽車黑匣子，其實就是一個車載錄像機，安裝在汽車前擋風玻璃附近，當發動引擎后便可以錄像錄影，透過高清鏡頭將車輛行駛途中的影像及聲音完全記錄。

    記者在一家店內看到，行車記錄儀的海報被貼在了最明顯的地方，上面寫著殷紅彬扶老太太的事情，“鐵證人，還原真相”幾個字也被特意放大。店主向記者透露，自從“殷紅彬事件”發生后，這種原本幾乎無人問津的行車記錄儀如今卻成了搶手貨。“這不都是讓‘殷紅彬事件’鬧的嗎？最近來買這個產品的人特別多,其實就像是買‘保險’，買的時候誰也不想這東西能用上，但是萬一呢?”這名店主告訴記者，以前只有單位的公車和出租車來買這種行車記錄儀，常常一個月都賣不出一臺。可現在每天都能賣出五六臺，基本上都是私家車主來買。

    記者發現，行車記錄儀除了在實體店中熱銷外，在網上也受到眾多消費者的青睞。記者在淘寶網上輸入“行車記錄儀”后，搜尋出來的結果有兩萬多條，價格更是從幾十到幾千元不等，有的店鋪一個月內賣出了幾百臺這樣的設備。一名店主向記者介紹，之前多數車主買行車記錄儀是為了防止事故發生后，交警或保險公司的理賠員勘察現場時各執一詞，無法保障自己的權利時可以有效取證。現在，行車記錄儀在做好事時倒派上了用場。

    很多賣家都以還原事實真相，保障自身利益來宣傳該產品，有的直接用“還原事實真相避免被冤枉”為標題招徠買家。記者隨機點開一些行車記錄儀的賣家網頁，發現好多賣家的寶貝詳情中都特地附配著“殷紅彬事件”的新聞圖片及從網絡上轉載的文字。其中一家網店店主告訴記者，行車記錄儀是最近開始火起來的，“之前行車記錄儀確實沒什么人買，現在這個產品已經成了我店的主打產品，車主們購買它多數是為了圖個安心。”

    購買者多為新司機

    采訪當中記者了解到，行車記錄儀并非新生事物，只不過最近因為“殷紅彬事件”才引起了消費者的廣泛關注。對于很多人來說,購買行車記錄儀的想法也許可以用“有病治病，沒病強身”來形容。

    據了解，為了獲得更好的拍攝效果，行車記錄儀幾乎都使用廣角鏡頭，有的甚至配置了多個鏡頭，以便實現360度全方位監控，達到防止“碰瓷兒”的目的。除此之外，由于行車記錄儀可以在意外情況下拍攝到交通事故發生的全過程，因此成為新司機們的“居家旅行必備之良藥”。

    “現在市區那么多新手上路，刮刮碰碰在所難免，到底怎么處理，責任怎么劃分，一時也難以說清楚，買個黑匣子當時就可以看回放，挺方便的。

    記者發現，購買行車記錄儀的私家車主大多為開車時間不長的新司機，而一些老司機卻認為這種產品沒有必要購買。有著十多年駕車經驗的張先生說：“我是老司機，技術沒問題，再說了，就算遇到被人冤枉的事情，身正不怕影子歪。時刻做好拍攝自己做好事的過程的心理準備累不累啊？”另一位司機王先生也認為：“你買這個東西的動機首先就是想別人是來騙你的，把人家看成那樣不太好。做好事本來就是我們每個人應有的公德心。”

    三無產品大行其道

    采訪中記者發現，市場上銷售的行車記錄儀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于“三無”產品。

    “牌子？沒牌子,這東西哪有牌子啊。”在宣化街上的一家汽車用品商店,銷售人員聽到記者問行車記錄儀的牌子，顯得非常詫異，“那些有牌子的也大多都是貼牌貨，沒幾個廠家自己做這個的。”而在另一家汽車用品商店內，聽記者問行車記錄儀的品牌，銷售人員直接把一個滿是英文的包裝盒拿給了記者。“不知道什么牌子，都是英文的，你自己看看吧。”

    隨后記者又走訪了多家汽車用品商店，除了一個店主能明確說出自己銷售的品牌外，其他賣家均表示行車記錄儀沒什么品牌，如果購買后出現問題，可以回來找商家維修，保修期一年。

    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董弘揚認為，依靠記錄儀來驗明清白，很大程度上可以體現司機法制意識的提高，同時也表明了他們的一種態度———遇到類似的情況，還是要做好人，但首先是要保護自己。這樣的想法存在著一些爭議，應該說這種爭議也有其道理。司機自己掏腰包購買記錄儀，不僅是自我保護，也是傳達了一份在危機關頭愿意施加救援的許諾，由此傳達的一份善心還是值得稱贊的。

    也有人認為，這個社會具有自我修復信任和道德的良好意愿，但單單依靠民間自己，代價不菲、進程不快而且無比脆弱。更有效的方式是法律部門加大對于“誣告者”的處罰力度，一個判例就可以讓好心人的顧慮打消。（哈爾濱日報）